党领导的抗日青年组织在反侵略中成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动，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形势的要求，以民族大义为重，发起和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国共青团组织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及时转变工作指导方针，改变组织性质和形式，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使得中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浪潮迅速高涨。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中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各地迅速掀起由青年学生发起、各界民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共青团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青年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1931年9月21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全国青年起来罢工、罢课、罢市，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群众运动，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加强学生工作，推进和发展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东北青年积极响应党团组织的号召，投身到抗日部队和抗日义勇军中，少年连、少年营、少年铁血队、少年先锋队在各抗日部队中相继诞生。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在东北地区提出了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和反日游击运动。这一主张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产生了积极作用。
从1935年1月开始，日军通过制造一系列侵略事件，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同时还大力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从而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这时，中华民族已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素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青年学生们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他们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
12月9日，北平的青年学生在党团组织的领导、发动下，冒着刺骨的寒风，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聚集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当爱国学生提出的爱国民主要求遭到拒绝后，爱国学生随即将请愿改为示威。青年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为国民党当局所禁止的口号，沿街行进。当示威队伍行至王府井时，遭到国民党军警大刀、棍棒、皮鞭、水龙的镇压，爱国学生与反动军警展开英勇搏斗，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
为抗议北平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行动的暴行，北平各校学生宣布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日子，北平城内外的大中学校学生又冲破军警的阻拦，集合到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与会者1万多人。在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比12月9日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又遭到残酷镇压，有数十人被捕，300余人受伤。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爱国运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学生都行动起来了，他们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声援北平学生。参加救亡活动的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党团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发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力量。
“一二·九”运动的发展，很快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工人阶级迅速行动起来，文化界、妇女界、民族资产阶级、社会名流、学者等都发出通电和宣言，支持学生运动，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由北平学生点燃的抗日救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动员和组织青年投身抗日战争的军事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抗日敌后游击战争方面，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组织始终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青年救国会组织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都纷纷建立起来后，这些青救会组织由于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怀，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运动成为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当时，在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建立和发展了青年救国会组织。到1939年7月，晋察冀边区就有青救会会员22万人；晋西北有会员12万人；晋东南有会员30万人；晋西南有会员8.2万人；冀鲁豫有会员7万人；胶东有会员8万人；鲁西北有会员3万人。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部分青少年和儿童都被组织起来了，各村都有青救会小组和儿童团的组织。到1941年春，团结在各抗日根据地的青救会员达100万人以上。根据地的青救会组织不仅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且还带领青年参加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是党发展和建设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