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边的华西坝，走出了许多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奋斗的英杰，在新中国的曙光被白雾笼罩的战争年代，国立四川大学内，一个叫江志炜的女学生，老是穿着海昌蓝布旗袍外罩一件紫红毛线衣，普通又朴素，却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转来的学生一样，顶着一头时髦的波浪卷。
此时的校园内，锦江水侧身过，风雨静悄悄，谁也不知道，这个圆脸的矮个子女生就是后来名震全国的江姐。江志炜不是江姐真名，她的真名叫江竹筠，江志炜是庞佑宗想办法给她弄来的高中文凭上的名字，没有高中文凭，就没办法报考大学。当然，这是后话了。
江姐是1920年生人，出生地是四川省富顺县自流井永和村江家湾（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姐村），穷苦人家，8岁那年家乡大旱随母、弟逃荒投亲到重庆舅舅家。
后来江姐就一直活跃在重庆，在这里上学、入党（1939年经戴克宇介绍秘密入党），开展工作，要不是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办事时被特务跟踪，川东地下党组织出于对跟她假扮夫妻的彭咏梧（中共重庆市第一委员）同志的保护，江姐会不会被派到国立四川大学秘密开展群众性的学生工作还不一定。
1944年春天，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共两党之间仍旧暗潮涌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姐在当年5月告别了对她来说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雾都重庆，乘车撤往成都。
成都有她儿时的好朋友何理立，两人在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时就要好。何理立也是党员，比江姐早些时候撤来成都，江姐一下车便直奔城郊的金牛坝驿运管理处，去寻找老朋友兼战友何理立。在金牛坝驿运管理处，江姐又结识了和何理立同宿舍的党员王珍如，她们都有共同的信仰，后来“三人行”，一如既往地择善而从，共同进步，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
至于庞佑宗，自然也是地下共产党员，到了成都的重庆银行，被安排在九眼桥附近的办事处工作，不远就是望江楼。当三个年轻女性为江姐如何找到掩护职业犯难时，是庞佑宗建议让江姐考九眼桥边的国立四川大学。
江姐向组织打了报告后，不久便收到组织认同的回信。通过两三个月的紧张复习，江姐如愿通过考试，进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专业学习。四川大学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江姐的入学登记表，牛皮纸上个人信息若干，可以找到何理立、庞佑宗二人的名字，“现在通信处”填写的是“外西金牛坝驿运管理处何理立转”，“保证人”一栏填的是“庞佑宗”，而登记用的寸照正是开头提到的卷发形象。
关于这头卷发，原四川大学史地系学生、学生运动骨干赵锡骅《江姐在四川》有这样的文字：“我们那些女同学，一般都梳双毛根，穿素色的旗袍，夏天才穿浅细花的短袖旗袍……特务们说‘女的梳双毛根，男的穿草鞋，都是共产党。’江姐听了，就把头发烫卷了足子，还略涂口红，再穿上一双半高跟皮鞋”，江姐“只有夏天，穿过一件白底蓝小圆点花短袖旗袍”，其外很多时候都是穿着普通不过的海昌蓝布旗袍，她上学是靠舅舅资助，个人生活十分朴实勤俭，学校的《公费生膳食补助领取清册》上还有她的领取记录，花钱去烫头发，纯粹是迷惑那些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反动派。
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期间，江姐深知特别年代地下共产党员的职责，不仅专心学习专业知识，也通过社交自然地开展学生工作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同寝室的黄芬就是受江姐影响深刻的其中一个新青年。黄芬的姐姐黄芳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俩姊妹经常带江姐上自己家里小聚，黄家姐妹的父亲黄仲伟系国民党九十五军参谋长，是位同情进步力量的爱国将军，是一支非常合适的拉拢团结的队伍，江姐打算通过争取黄家姐妹的方式影响到这位将军。1947年成都发生“六二三”逮捕事件时，黄仲伟在黄芬鼓动下，还出面保释了不少进步学生，这件事上江姐所作的群众工作多少是有一定作用的。
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成都的进步力量在地下党组织下重新活跃起来，公开的和秘密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45年5月4日，国立四川大学和成都各大学的108个进步团体，在华西坝草坪举行了数千人的“营火晚会”，倡导发扬“五四”精神，呼吁停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成都几个大的学术团体都建立了秘密的民协小组，作为团体的领导核心。民协是地下党的助手，江姐为了便于在进步同学中开展工作，先后参加了女声社和文学笔会。女声社设在女生院，是团结教育女同学的进步团体，负责人黄立群是徐特立的外甥女；文学笔会就是江姐、赵锡骅都加入的一个进步团体，他们阅读、分享进步刊物，赵锡骅的回忆文中有提到，江姐经常细读的报纸是党的《新华日报》，读后还常写笔记或摘录，1945年11月11日是文学笔会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他们一行 “从望江楼坐船过河，到狮子山去，在农改所所在地的庙宇侧边席地围坐，讨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朗诵田间、艾青的诗篇”。也是在1945年，江姐转到农艺系，并按党组织安排与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妇，他俩唯一的儿子彭云次年4月在华西大学附属医院出生。
江姐出月子后在校继续上了两个月左右课，就接到新的指令。中共中央在1946年7月20日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因为重庆地下党工作艰险，市委决定调回江姐到重庆，好协助彭咏梧的工作。秋季开学的8月，江姐托同学代为办理休学手续后，中断了在国立四川大学的学业。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牺牲，江姐用一双柔肩，挑起丈夫的工作，站在领导川东武装斗争最前线。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在万县法院附近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敌人对她进行严讯逼供，给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等。
夹手指叫拶刑，是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惯用的逼供招式，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容嬷嬷一众拿一个拶子套进紫薇、小燕子手指再用力紧收所施的刑就是拶刑。早期介绍江姐事迹的文章中，还如实写江姐所受刑罚是夹手指，但是不久之后就被改成了用竹签子“钉手指”，张秀枫主编的《追寻历史的真相》专门提到，“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
1938年江姐入党在任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员时，1939年入党的刘德彬是暴动中心汤溪特支委员，正担任汤溪特支和下川东的联络员，又是政委的部下，当地方党遭到特务破坏后，江姐和刘德彬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被捕，又都被关在渣滓洞。后来，刘德彬在1949年11月27日成功越狱脱险，重庆也在30日全面解放，而这之前，江姐就倒在了离渣滓洞步行约20分钟距离的歌乐山半山腰（原为中美合作所军统电台），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949年11月14日，再也无法回到国立四川大学完成未完成的学业。
新中国成立后，江姐的事迹被写进小说《红岩》，又被陆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均对她的形象作了深刻描写。
江姐牺牲70周年祭，四川大学把原国立四川大学女生院，也即江姐当年居住过的原址辟为江姐纪念馆，馆内“江姐”站在岩石上，身着旗袍，手捧书本，目视着前方，背景系国立四川大学老照片。在这尊汉白玉雕像的一侧，还种有一树不畏寒的红梅。江姐没有看到这盛世，但她化作一种精神，伫立在锦江边，影响了一代代新青年，“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耳畔《红梅赞》又响起。